《物现文明》之宋画里的“升职记”

国宝知音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任志宏献声解读，聆听国宝背后的文明故事。

末伏时节，暑气未消；当前又正值毕业季和暑期实习高峰，关于职场的那些事儿往往备受热议。所以本期《物现文明》，我们要从一幅意境清雅静谧、但话题感和故事性极强的传世名画展开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

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赵佶《听琴图》轴，是宋代宫廷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。在被誉为中国传统艺术高峰时期的宋代，文人雅集常有琴音相伴，《听琴图》描绘的正是以琴声觅知音、雅乐清赏的场景。

北宋 赵佶《听琴图》轴 故宫博物院藏

画面中，青松如盖、绿竹摇曳，让人不禁遥想庭院深深之不俗；几案上，熏炉香烟袅袅，玲珑石上古鼎中的花木，更是平添了几分绿意清凉。

松荫下，抚琴者缁衣黄冠，一身道士打扮，微微俯身拨弄琴弦；前方坐墩上两位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，左面绿袍者笼袖仰面，右面红袍者持扇低首，二人悠然入定，仿佛正被这鼓动的琴弦撩动着神思，全然陶醉。一旁侍立的蓝衫童子作叉手之礼，屏息凝神地注视着眼前的主角，十分恭敬。全图构思精巧，设色典雅清丽，人物微表情的刻画丝丝入扣，用静态的画面来表现笔墨与音乐的动态流淌，好一个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！

由于目前尚未发现《听琴图》在清代以前的文献著录，对于它的作者，学界向来充满争论。又因为其上有宋徽宗题名与画押，一度被认为是赵佶所画。不过，我们从故宫博物院官网对这幅作品的介绍中可以看到：“后经学者考证，此幅为宣和画院画家描绘徽宗赵佶宫中行乐的作品”，图中全神贯注地颔首抚琴者，正是赵佶本人。

至于两位听琴者，清代胡敬在《西清劄记》中说：“此徽庙自写小像也。旁坐衣绯者当是蔡京。”但他也并没有给出这一说法的依据。无论如何，从着装上分析，此二人与赵佶应是君臣关系。能得赵佶邀请，在清风绿意中享受禅乐诗意，想必这两人的艺术品位也不落俗。欣赏此作，你会感受到其既显示了文人的素雅之节，又不乏宫廷的富贵之气。

有色彩意味的“章”

而本期《物现文明》的主题，恰恰源自对《听琴图》人物着装的探讨中。先来看一个字：章。

章，是汉语通用规范一级字（即常用字）。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金文。《说文解字》认为“乐竟为一章”。由于乐章是有规律的，因此“章”也引申为条理、秩序。而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则说道：“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白谓之章。”所以古代汉语中“章”这个字，也有色彩的意味。当它被运用到传统礼仪文化中，表现在实物之上，便诞生了“章服”这个名词。

比如传统帝王服饰上重要的特征——十二章纹样，其源头可追溯到《尚书·益稷》——“予（禹）欲观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，作服汝明”

这一出处被视为章服之始，因此章服的本意是以纹饰为等级标志的礼服。唐宋时期，章服也指官员的公服。

以宋代为例，史料显示，“宋因唐制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七品以上服绿，九品以上服青”。不难看出，当时官员的章服与官阶息息相连，品级不同，章服颜色也有所差异。

颜色，代表着攀越

看到这里，有人肯定要发问：如此说来，《听琴图》中的身着红衣者，官阶是一定要比着绿衣的人高了？还有着绿衣者，他的官阶不高，也能够参加皇帝的私人小聚吗？

对于第一个问题，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不一定。因为在宋代，即使官阶不变，但鉴于在某一领域或事件上的表现突出，受皇帝特赐也可以穿超越自身官阶颜色的章服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。

于第二个问题，宋代朝廷中往往有一批特殊人才，他们可能在音乐或者是其他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，借此被朝廷纳入到官员队伍当中。尽管官阶低，也很难进阶，但并不妨碍他们应召面圣听琴。

“重文抑武”，这是宋代的一大政治特色；在对人才的吸纳上，宋代朝廷的表现相对开放和包容。正因如此，很多被后世所熟知的宋代文人墨客，比如著名的书法“宋四家：苏（轼）、黄（庭坚）、米（芾）、蔡（襄）”，他们都是官员。

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众所周知，官海浮沉，如梦如幻；一朝章服颜色改变的背后，又经历了怎样的波谲云诡？由此想来，挥笔写下这一名句时的黄庭坚，和多年前那个与好友春日把酒、互诉心中抱负的少年郎时的自己相比，也生生平添了几多感慨与怅然吧。

职场是一个大江湖，从古至今皆是如此；不同的是在这条路上的攀越，有人“越”的是其他，有人“越”的是自己。惟愿人来人往之间，“曾是昔年辛苦地，不将今日负初心”，或许，怀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闯荡，一路前行，职场生涯会回报以真实而丰富的意义。

编者按：进入官场，仕途顺畅，是古代文人们普遍的梦想，科考似乎是唯一的终南捷径，然而也有例外。出身平民、年纪轻轻，官阶未涨却照样可穿高等级章服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宋代职场同样“卷”得很，但偏偏就有人不屑于此……关于宋代章服背后更多的故事，一起走进本期《物现文明·专家说》。

北宋官场风云莫测，他们凭“一身反骨”获章服晋升

采访嘉宾：仇春霞（北京画院研究员）

采访整理：王菁菁

宋代官员的章服，代表着非常强烈的等级意识。《宋史》“舆服志”载：“宋因唐制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七品以上服绿，九品以上服青”，可见最低阶层的官员，应着青色官服，最高等级则是紫色。因此，在不少宋代官员或读书人的眼中，章服是毕生的追求。

“本可依靠恩荫，却偏要去应试”

那么，如何才能完成官服颜色的进阶？这里面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。首先，你需要穿上青色的官服。

五代 周文矩《文苑图》卷 故宫博物院藏（除了颜色，配饰同样是宋代章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宋因唐制，章服制度中，所沿袭的还有佩鱼制度。此作所绘的是唐玄宗时期琉璃堂人物故事。图左人物腰间佩戴的正是金“鱼袋”。）

在宋代，选拔人才的途径非常多，不只有进士这一条。比如说，这个人很有孝心，是当地特别有名的孝子；又比如一个人志行高洁并且很有学问，但偏偏淡泊名利，一门心思读书，类似这样的例子，朝廷都会不定期地开设通道，将其纳入到官员队伍之中。因为朝廷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倡导社会风气、树立风节榜样。

再有一个通道就是恩荫。例如这个人的祖辈或父辈都是高官，那么他也可以不用通过考取进士的方式而直接进入官场。

但这当中又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由于北宋朝廷非常看重进士，通道再多，相比之下最受重视的依然是这一条。这就有点儿像上世纪有个叫“顶职”的说法，即父母是这家工厂的职工，退休后子女可以顶替来干；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人的父母并不是这个厂的员工，他是通过大学毕业分配进厂的，通常来说，后者比起顶职的人，在岗位安排和干部培养上肯定要有优势，道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因此在宋代，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即便可以得到恩荫，他也还会选择走进士这条路。

举个例子，倡导古文运动的苏舜钦，北宋非常有名的大才子。他出生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祖父苏易简曾任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；外祖父王旦是真宗朝的名相。按他的出身，绝对可以通过恩荫获得官职。但是，如果他走这样的通道，最初的官职就是在太庙里做最简单的工作，比如端端祭品之类，这其实都不叫官，而是类似于吏了；他要是想成为紫袍重臣，其路难走可想而知。对于满怀抱负、并不愿意“躺平”的人来说，自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
所以，当苏舜钦在得到这个官职之后，他的内心是抗拒的——这就是我的人生吗？能不能改变呀？于是他转而投身考场，考中进士后的第一任官职是蒙城（今安徽亳州蒙城）县令。显而易见这个选择是明智的，且不说与太庙的工作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；假设他当时去了太庙，考虑到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相继去世，哪怕就是走到县令这个位置上，恐怕花费多年也不一定能成功。

当然，纵观北宋名臣圈子，也有好几位不是通过考进士“出道”的。比如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重臣，与范仲淹共同推行庆历新政的富弼，还有仁宗朝著名的理财专家、曾官至参知政事的张方平。他们能进入官场再到后来得以重用，要归功于宋代朝廷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。

彼时高级别的官员到地方任职的时候，朝廷会委派他一个任务，就是发现特殊人才。这是职责，如果没有发现，便是失职。所以像富弼、张方平等人，都是被朝廷重要的、甚至宰相级别的人发掘并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的，由此获得官职，穿上了章服。

“哪怕对方是宰相，感觉不对就得说”

青色官服是穿上了，接下来该怎么走呢？同样有很多“学问”蕴藏其中，好比今天我们常说的“职场经验”。

当中有两种主要途径。一是工作多年、完成自己的绩效考核，到了一定的时间，正常都会晋官阶、换章服。对此宋代朝廷有非常成熟的系统，并且有专门的机构，譬如由吏部流内铨或太常寺去管理。

另一种途径则是在某一方面或者是某一重大事件上有突出贡献，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立功。比如一个人当前的官阶还很低，按规制只能着绿色章服，但因为他有特殊的功勋，皇帝会赐绯色（即红色）章服。宋代朝廷每年都会进行郊祀大典，当中有项重要内容是“恩泽天下”，就包括给有特殊贡献的官员换章服。

想要走这条路升级，再有一种情况是“特别能说”。这个“能说”怎么操作？就是你考入仕途之后，如果文笔很好，思想也很敏锐，对于朝政颇有见地；或者是你在基层工作发现了问题，看到了症结所在，那就写一篇长文上奏朝廷。因为宋代朝廷是广开言路的，尤其是你反复提报、一直上奏，朝廷很可能就会留意到你；倘若你说得有理有据、头头是道，会被视为人才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受到提拔，进而更换章服。

举个例子，北宋著名书法家、“宋四家”中的蔡襄。庆历新政刚开始的时候，仁宗皇帝专程任命了四位谏官，做的就是专门指出朝廷和官员存在的问题的工作。这四个人当中包括后世熟知的欧阳修和蔡襄，还有一个是王素，即前面提到的苏舜钦的舅舅。

北宋 蔡襄《澄心堂纸帖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（该帖论及纸中名品——澄心堂纸。整体风格清丽动人，体现了蔡襄崇尚端重书风。）

做这份工作，相当于言官，一是要说、敢说，二是不能乱说，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，才能一下子“拿捏”。因为谏官的“厉害”，哪怕对方是位高权重的宰相，都能给“抓下来”，比如晏殊，即写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那位大词人。

庆历新政期间，晏殊位至宰相。到了庆历新政后期，因为一些事情，诸如处理方式不是特别恰当，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得罪了一些改革的反对派。见此情形的晏殊认为谏官们讲得也差不多了，何必再拱火伤到自己？于是就想把欧阳修派到河北去担任转运按察使。晏殊的考虑是河北与契丹接壤，前有西夏攻打宋朝，契丹也想趁机捞一把，开始试探着在边境挑事，仁宗皇帝又很害怕开两条战线，所以需要有人来“按”住契丹。他认为欧阳修还不错，派他过去一是能为朝廷谏言消消火，二是如果能立功归来，还能抬抬官阶，多么两全其美的事。

事实上，晏殊的本意是想保护欧阳修，但身为其同僚的蔡襄却并未领会这层意思，反而觉得宰相不应该是这样做的，于是通过谏言一顿猛烈“开火”，最终把晏殊从相位上给拉了下来。

当时的欧阳修和蔡襄大概刚过而立之年，都还比较年轻。这一事件的后续是欧阳修仍然去了河北；另一方面，晏殊“下马”，意味着相位空缺，仁宗皇帝便任命了杜衍，但蔡襄他们觉得这个人简直太不合格，就此跟仁宗拉扯，导致仁宗开始不乐意，认为蔡襄等人不能完全领悟自己的意图……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关系。总之，经过多轮拉扯，蔡襄意识到形势不好，不如先收敛再说，于是便有了他主动求退，然后去了福建，这是另外的话题不加赘述。

北宋 蔡襄《大研帖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（该帖谈及的是文房收藏，全文如行云流水，神采斐然。）

回到章服上，在担任谏官一年多以后，仁宗对蔡襄等人的工作很满意，遂特赐章服——赐给王素的是三品紫袍；欧阳修和蔡襄是五品绯袍。当然，他们的官阶并没有改变，但就是因为表现出色，所以可以穿超越官阶本身颜色的官服了！年纪尚轻就能得到这般荣耀，着实让当时很多人都心生羡慕。

“‘京漂’这么卷不意外，干就完了”

用实打实的才干来改变章服颜色，北宋名将狄青值得一说。他出生在山西，武艺高强，自来理想就是当兵。最早他到开封城里当一个小小的禁军，用今天的眼光看，是一名典型的“京漂”。

如果时局太平，或许历史名将的名册中也就不会有狄青这个人了。但偏偏在他而立之年的时候，朝廷被迫要跟西夏打仗，对于狄青来说，这是机会。他报名上战场，才能不断被发挥、放大，直至有人把他举荐到了范仲淹和韩琦的面前。二人一看，了不得，是个狠人！于是范仲淹便把狄青带到了自己身边。

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是一个非常公正、善于用人的人，将狄青纳入麾下后，常对他委以重任，使得狄青晋升非常快。而仁宗皇帝早就听说了狄青的大名，在邀请前线有功的官员和将领来京城开封相见，以示鼓励的时候，他就点名一定要见狄青。但刚好那段时间又发生了西夏人攻打宋朝的事件，范仲淹认为须得狄青去才行，所以那次他没能进京面圣。这让仁宗皇帝颇为失望，表示：如果狄青不能亲自来，能否带他的画像来让我看一看？

在宋代崇文抑武的大环境之下，狄青用差不多十年时间上升到了枢密副使的位置（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）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除了军功，这还要归功于他情商高而且为人低调。比如，宋朝禁军通常脸有刺字，一次仁宗皇帝看到狄青脸上的刺字，觉得心疼，说狄青啊，我令人弄点药水给你把字去掉可好？没想到狄青却回答说不用，这说明皇帝陛下用人不问出身，我觉得挺好的。

仁宗皇帝非常喜爱狄青。在文官可以轻易拿捏武将的北宋，后者当枢密使的例子是很少见的。眼看狄青离枢密使的位置只差一步，怎么能把他推上去便成了仁宗的一件心事。终于机遇又来了：广南（即今天的广西）地区发生了农民起义，半年之内就一路打到了广东，朝廷派过去的官员根本无法压制。这时狄青主动请缨。其实，仁宗心里早就想派他去了，但碍于众多文官压着不让——因为他们担心，如果狄青成功了，究竟要不要升他为枢密使呢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“小算盘”。

好在狄青开口了，派他去也就变得顺理成章。果然，自狄青出马挥师南下，很快就传来了捷报。当他还在回京路上时，仁宗就开始盘算如何能让他任职枢密使。这个过程中，当皇帝的在对文官们的“好言相劝”中可谓是各种“装聋扮哑”，没少费心力，几经博弈最终如愿以偿。通过狄青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用实打实的能力才干获得皇帝的厚爱，换章服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对于章服进阶的渴望，也有貌似“不那么合群”的例子，比如著名画家、苏轼的表兄文同。他同为当年庞大“京漂”群体中的一员。

北宋 文同 《墨竹图》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在宋代，官员在地方上的任职期满，通常会进京述职，接着等候下一轮派遣。如何获得更好的派遣？首先是要靠内部评估，另外一方面是朝廷人脉。假如一位官员在之前的任期中某一方面没有做得很好，又在朝中无人，那他的轮岗过程可能就会要等待很久。

而北宋官员的收入，很少一部分是作为官员身份的“工资”，“大头”则来自于派遣；没有派遣，意味着你的主要收入也没有了，有些家底不够丰厚的官员在等待过程中就很焦虑。但即便如此，为了谋得下一个好官职，不少人也宁可留在京城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“京漂”。

这也意味着，掌管吏部流内铨的这个人，人品非常重要。苏舜钦的岳父杜衍就曾在这个岗位上待过。苏舜钦还跟他讲：老岳父，这个地方可是把控着很多人身家性命的哟，你一定要好好选人哪。事实证明，杜衍的人品还是可以的，他从这个等候的“大池子”中捞了不少人出来，以至于后来他退休了，很多人都特别怀念他。

说回文同，他是四川绵阳人，家庭背景很普通，特别辛苦才考上进士。这个人是典型的文人性格，喜欢吟诗作赋、写字画画，但对于长篇大论的政论文，他却写不来。考上进士后，文同被派回四川任职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，既能工作又能顾家，这安排其实也还算不错。起初每逢轮岗，文同都会回到京城的“大池子”中等候，他是个求进步的人，应该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在京城工作，或者是去江浙富裕地区工作的机会，然而他不是那种能在“池中翻起大浪”的人，于他而言，在京城等候的过程中，最大的乐趣就是能见到一些文人和书画家的老朋友。几番来回，他被派到的仍然是四川。

当时从四川进京（开封），走陆路要往北翻越秦岭，至陕西境内到西安，然后走潼关、洛阳……这一路下来如果不赶，得用好几个月时间，相当不容易。所以后来文同干脆不去了，每当三年任期满，他选择留在家中等待朝廷的派遣，反正对任职地的期望是提了，爱咋咋吧。

但临近生命的最后时节，文同还是回到了京城的“池子”中。他向朝廷请示，能否派自己去湖州？很想去。或许是看他年事已高，又或许是某种“天意”巧合，这一回朝廷同意了。

苏轼得知文同要去湖州赴任十分激动，兴冲冲地跟文同约定，如果文同去湖州，那么他便申请去常州，这样两个人可以做“邻居”，经常往来。文同自然是很乐意，还告诉了苏轼自己的出发时间，邀请他结伴同行。这让苏轼也不禁开始畅想两人一路诗酒唱和的情景，该是何等的洒脱愉悦！

但很可惜，文同出发后没多久，还未到任上便去世了。更有“意思”的是，后来是苏轼到了湖州当知州，也正是在这一任上，发生了弹劾他的、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……

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文同《墨竹图》轴，就形象地说明了其文人身份。他不是那种很强悍的官员士大夫，对于在晋升之路上是否一定要得到紫袍，他没太多内耗。或许他心里也想，但无论是性格使然还是某种能力的欠缺，他做不到。